真得沒時間寫了，只好將上訴的意旨摘要寫下，只要能影響到一位法官或檢察官就值得了：
壹、過失致死案件：
一、法院之判決除了是對被告犯罪的處罰以外，也宣示了法院對 於具體個案的看法，本案的判決宣示的意涵何在呢？
（一)一條人命只值五萬四千元？(請參考附件一)
1、參考算法（1）：有期徒刑二月，以每日九百元計算，二個月 約五萬四千元。
2、參考算法（2）：小偷偷走一部機車(約價值三、四萬元），法院通常只判三、四個月。撞死一個人，也是只有判二個月 ，所以一條人命應該還不到三、四萬元。
以上的算法，雖然很不尊重生命，可是這就是判決在經濟上給一般人民的教育。
（雖然民事上可能另外有損害賠償的問題，可是實際上此部分通常是保險公司所吸收了，根本不用被告再另外去付出）
（二）刑法過失致死、業務過失致死的刑度不高，所以實務上對這種案子也都只判幾個月，可是一條人命(背後還有至少一個家庭的悲哀)真得那麼不值錢嗎？甚至有時判的比竊盜罪輕。試問：小偷偷走了你的一部機車或汽車，你會難過多久？萬一有人撞死你的家人，你會難過多久？
（三）除非被告本身的過失只有百分之一，被害人或其他同案被告的過失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，也就是說被告本身的過失程度非常非常輕微，當然判處拘役或罰金也無可厚非，否則對被告也有失公平。但是本件肇事地點該處速限為五十公里，且該處設有減速慢行標誌，又為交叉路口（見本署相卷38頁履勘筆錄）被告曾松梅未注意車前狀況，又未減速慢行直接以五十公里以上速度直接撞及，且從機車刮地痕起點至機車跌落路旁之距離長達四十七.一公尺（機車當時之方向已經是左轉狀態，所以直線方向的距離是遭被告曾松梅所駕車輛撞擊所致），顯見被告曾松梅之車速甚鉅，是被告曾松梅之過失程度非輕，原審僅量處有期徒刑二月，顯屬過輕。請撤銷原審判決，量處被告曾松梅有期徒刑五月，緩刑二年。
貳、殺人案件
一、被告張育瑋、江蕎豐、彭愷杰、吳正旭部分：
原審判決認定被告張育瑋、江蕎豐、彭愷杰、吳正旭等四人共同殺人固屬卓見，惟就量刑部分，原審未能考量被告等人僅因口角爭執，即率眾接連二天向死者尋仇，案發當日更糾集聚眾一、二十人，聯繫死者到場後，被告等人即分持小武士刀、棍棒、安全帽、大鎖、腳踏車等物攻擊死者，合議庭的法官品學兼優，應無打架的經驗，或許會覺得打一分鐘、五分鐘、十幾分鐘，時間很短，公訴人品行不佳，曾與人打架，對方打了我頭部二拳，時間上不到三秒鐘，就覺得一陣天旋地轉，整個人陷入極度恐懼及痛苦之中，死者遭受一、二十人持兇器持續毆打，所受痛苦數十倍於此。我們每個人應該都有不小心撞到頭部的經驗，『不小心』撞到一下，頭都會痛個半死，更何況今天換成是棍棒、安全帽、大鎖、腳踏車這些兇器『故意』持續地往死者頭部、身上及四肢等部位攻擊，造成頭部骨折、背部穿刺傷及胸部、四肢等處受傷（詳解剖報告），這樣的傷勢，不難想像死者死前經歷了多大的痛苦與折磨？父母親要把一個孩子拉拔長大要付出多少的心血，被告等人幾分鐘內就用殘暴的手段把死者的生命終結了，死者父親邱傳華於辯論終結當日亦到庭，雖然已時隔一年六月，仍難壓抑心中的悲憤，一條人命，以及至少一個家庭一輩子的悲哀，難道是十幾年的有期徒刑就可以彌補嗎？更何況這些被告到目前為止，都沒有對死者家屬有任何的賠償或歉意，甚至連談和解都不想談，可以想見人命對他們而言有多麼的低廉。雖然實務上就殺人的案件，通常都只輕判十幾年，當然不可能因為這一個個案就扭轉整個司法實務，但至少可以往前邁進一小步，請撤銷原審判決，對被告等五人，從重量刑，以資警場，並慰死者之靈。
二、被告劉正堯殺人部分：
被告劉正堯的辯解是說我只是去拉死者而已，並沒有打人，也沒有殺害死者的意思云云，是不是只有拉死者，就一定沒有殺人的犯意呢？茲分述如下：
（一）聚眾尋仇的共犯，會不會事先說好：「直接把人打死」或「打成重傷」，通常不會，那會不會說好：「輕輕打他讓他受輕傷就好」，更加不可能。通常只會說給他一個教訓，事後每個被告都會辯解，我沒有要打死人的意思，只是要給他一個教訓，但這個教訓在法律上的評價，就必須由法院審酌動手的人數、所用的兇器、下手的輕重、時間的長短來判斷。
（二）所謂的共同正犯，在法律上是一個犯罪共同體，也就是在法律上擬制成為一個合體的機器人，不分右手打的、左腳踢的，所有的共同正犯都要承擔責任，所以才有「共犯一人著手、全體著手；一人既遂、全體既遂」的理論，並不是說我左手只拉住衣服，只有右手出拳打，所以只能對右手判刑，因此，根本不需要區分是誰拿著棍棒？是誰拿著刀子？誰徒手打？不是說拿棍棒、拿刀子的人才會構成殺人，徒手打的就不會，因為這是基於整個共同正犯的犯意，所有的共犯都同時在打，也看到其他的共犯在打人，他們都沒有罷手，也都照樣繼續在打，最低限度也可以構成所謂的「事中共犯」。
（三）相關的共犯以證人的身分，在法院審理中作證時，雖然都說是「忘記了」、「沒看到」、「聽說的」，來推翻之前在警訊、偵查中的供述，但審理中，被告等人因為被起訴，已經知道了自己所涉犯的殺人重罪，當然都會避重就輕。被告等人在警、偵訊的時間距離案發時間較近，記憶較輕楚，當時既然知道，所供述的應該較為可採，至於事後被告等人要在法院審理時「忘記了」，那當然應該是以之前的供詞較可採。更何況，被告等人在警、偵訊的供詞，是分開製作筆錄，供詞內容竟然都相符，顯見渠等供述的確實都是事實，否則，如果只是「沒看到」、「聽說的」，怎麼可能編出一樣的事實，所以應以被告等人於警、偵訊的供詞較為可採。
（四）
１.證人蔡佳霖偵查中結證稱：「我看到…先是劉正堯將死者抓住，叫他不要跑，…他把死者抓給林冠宏，後來是彭愷杰先拿木棒朝死者打下，我就跑到馬路一邊，後來就看到一群人開始毆打死者，…」等語（見94年度少連偵字第9號卷38頁），雖證人蔡佳霖審理翻供稱：「當時劉正堯是拉死者交給少年林冠宏『保護』」云云。惟查，衡諸常情，被告劉正堯如要幫助、保護死者，應該是協助死者逃離現場，而不是把死者抓住再交給林冠宏，這樣做的目的事實上就是交給共犯來行刑，而且事實上林冠宏馬上就下手打死者了。更何況，被告劉正堯若非被告張育瑋等人的共犯，竟敢當著一、二十名兇神惡煞的面前，保護死者，這樣做，不是不要命了嗎？而且一開始被告等人當時找死者過來的目的，就是要『修理』死者，被告劉正堯更將死者抓住，再交給林冠宏，隨後彭愷杰等人就馬上下手毆打，顯見被告劉正堯之目的就是要讓其他共犯來毆打死者。這時候，整個共同正犯的犯罪集團已經開始啟動正在毆打死者了，犯罪正在進行中了。被告劉正堯或許可以辯解說：但我只是抓住死者而已，我根本沒有再動手了，所以我沒有殺人犯意！真的是這樣嗎？
２.證人阮秉燊偵查中結證稱：劉正堯是去打另一個勸架的 人等語（見同卷124頁）。如同前述，此一犯罪共同體已經啟動正在毆打被害人了（共犯中至少有一人已著手於犯罪的實施），下手的人有一、二十人，所用的兇器又是棍棒及刀子，毆打的部位又是頭、胸、背等要害，被告劉正堯是共犯的一員，如果沒有殺人的犯意，被告劉正堯應該是制止其他共犯繼續打死者才對，至少看到共犯已經超越原來的犯意，有打死人的可能時，就應該馬上離開現場。被告劉正堯不僅不是這樣做，反而，對過來勸架的路人，被告劉正堯竟然過去打勸阻的人，這樣做的用意是什麼呢？－－－你們繼續打，我來排除障礙，我跟你們是一體的－－－這樣最低限度也是事中共犯，難道這不是共犯嗎？
３.退萬步言之，縱使原審判決不認為被告劉正堯有殺人的『直接故意』，原審判決亦未考量被告劉正堯是否有殺人的『未必故意』？按刑法上的故意，除了「直接故意」外，尚包括「未必故意」。本件是否有殺人的未必故意？未必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，而其發生並不違反行為人本意。至於是否違反行為人的本意，刑法學者黃榮堅教授曾舉例：甲駕車行經十字路口，見其車行方向為紅燈，且已有人車往來橫越馬路，惟甲為趕時間，仍未減速，一路按鳴喇叭，示意穿越路口之人車閃避，惟行人因閃避不及遭甲撞傷。此時，甲之行為究竟是傷害罪或僅是過失傷害？甲的辯解一定是：我根本沒有傷害人的意思，否則，我就不須要按喇叭了。表面上看來甲似乎沒有傷害人的故意，否則甲就不須要按喇叭了，然而，這已經顯示甲的內心中想法是：『你們趕快閃，否則被我撞了，我也不管』。因此，這已經表示甲至少有傷害人身體的未必故意。本件的情形，也是相同，被告劉正堯既然在一旁看著這麼多人持兇器下手兇殘，並毆打死者的要害，至少也會知道這樣做會打死人的，竟然還毆打要來勸架的人，因此最低限度，被告劉正堯也有殺人的「未必故意」。
三、經核上開聲請人所述事項，認其請求上訴尚非顯無理由，爰附送原聲請狀，並引用上訴理由，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三百六十一條提起上訴，請求為適當合法之判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