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小時候家裡很窮，父親常在台灣各工地打零工，母親也在工廠當女工，兄姐都大我十幾歲，不是在外當學徒，就是在念書，從四、五歲起，母親就把我一人丟在家裡，這樣的經濟狀況，根本不可能會有任何的玩具。約五歲那年，二哥從外地放假回家，拿著打工的錢買了一隻「頑皮豹」的塑膠玩偶給我，心中當然很高興，無時無刻都會隨身抱著這隻「頑皮豹」玩，隔幾天，就有鄰居一位小孩帶著他哥哥來找我，一口咬定我偷了他弟弟的頑皮豹，要我還給他，我一邊哭一邊說：「這是我哥的，這是我哥的」，但這對兄弟還是從我手中把頑皮豹搶走了。當時心中受了很大的創傷，因為那是我唯一的一件玩具，但更讓我難過的是：我沒有偷，為什麼要說我偷？ 等到長大後，才知道，這對兄弟誣賴我偷東西只是手段，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要搶走我的頑皮豹。人為了目的是可以不擇手段的！
二、擔任檢察官以來，看了很多社會的陰暗面，當然也看過很多比這更卑鄙無恥的事。可是我一直以為檢察體系應該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！但真的沒有嗎？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一在上演同樣的戲碼，檢察機關當然也不例外，這就是人性！
三、九十四年三合一選舉過後不久，本署前檢察長鄭文貴就催我看有沒有賄選案件可以起訴的？我說有二件賄選案件，都是樁腳發放現金給選名，其中一件是94年度選偵字第43號金春盛等人賄選案件：收錢的選民、行賄的樁腳全都承認，樁腳也供出提供賄選資金的上手；另一件是94年度選偵字第54號王祺福賄選案件：收錢的選民全部承認，並供出行賄的樁腳，但樁腳不承認，也不願供出資金來源。檢察長當時就催我要在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起訴，我當面告訴他：「第一件如果要先起訴的話，我可以再把樁腳的上手另外簽分來辦，要先起訴應該沒有問題；但第二件，樁腳還沒有供出資金來源，我希望再追查下去，暫時可能還無法起訴。」結果，檢察長竟告訴我：因為法務部在年底開會時要做績效評比，叫我這二件也要在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起訴。另外檢察長又問到我偵辦另一件被告涉嫌宴客賄選的案件（94年度選偵第18號吳高山等賄選案件）可否起訴？我告訴他：「本件雖然有候選人到場尋求支持，但因為被告是自己出錢，總金額又不到一萬元，而且是以辦生日宴會的名義為之，被告的生日又剛好是那段期間，可能還是無法起訴。」檢察長竟說：「只要有候選人到場尋求支持，就算是賄選，可以直接起訴」。我舉例說：「幾年前我考上司法官時，因為親友叫我父親要請客，後來只好辦四、五桌招待親友，適逢選舉期間，就有候選人到場尋求投票支持，檢察長，我跟這些候選人一點關係都沒有，難道我這樣也算賄選？」結果，檢察長還是執意要叫我起訴，我只好告訴檢察長：「我的心證還是不起訴處分，如果你認為要起訴，那我把案子簽出來，你移轉給別人辦好了。」檢察長為了不留下書面移轉資料，也不敢行使職務移轉權，竟說：不用，但你這一件還是應該要起訴，我還是不同意。後來原本本署公訴組檢察官的人選都已經決定了，在這件事過後幾天（而且是距離公訴組交接日不到十日），檢察長竟然臨時更換公訴組人選將我換到公訴組，如此一來，我偵辦的三件賄選案件，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移轉給別的檢察官偵辦。我不知道對檢察長而言「績效」竟然比「正義」還要重要！為了在績效上多列一件起訴賄選的案件，就可以犧牲這些當事人，讓他們上法院當祭品。
三、無欲則剛：同樣在三合一選舉期間，本署檢察官因賄選案件要搜索立法委員傅崑萁競選總部，結果，檢察長知道後就極力勸阻該檢察官，一直問：萬一搜不到東西怎麼辦？後來承辦檢察官，只好隔天先向院方聲請搜索票，等拿到搜索票後，再偕同其他檢察官說服檢察長，檢察長後來才同意搜索。刑事訴訟法上是規定「…必要時得搜索之」，並不是規定：「一定要搜到證物，才能對『有權有勢者』搜索」，連一個小小的檢察官都不畏懼權勢要搜索大尾的政治人物，一個高高在上的檢察長竟然不敢得罪這位政治人物？
四、當官的料：刑事訴訟法九十一年二月八日修正後，某法務部高官（因為時隔久遠，小弟不確定能找到足夠證據證明這件事，所以無法指名道姓）竟然在一、二審檢察官會議時，公然說：「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正，各界都說法務部打了大敗仗，事實上，我們已經爭取到緩起訴的權利，其實是打了一場大勝仗。」小弟當時很鄉愿，不敢當場「吐嘈」，只是這些緩起訴的案件，根本是司法院不要的垃圾，丟給檢方處理，院方樂得輕鬆，而且法務部根本沒有多要到一點人力物力，竟然敢厚著臉皮說：「打了一場大勝仗。」，難怪是當官的料！這位大官有次到苗栗地檢署視察，在聚餐時，小弟很愚蠢地建議：「士林地檢署試辦交互詰問初期，就有四個優秀的檢察官轉調院方，大官你是不是想辦法平衡院、檢的差距，留下一些優秀的人才在檢方奮鬥。」大官說：「人各有志，要走就讓他們走。」原來大官就是這樣當的！難怪那麼多人想升官！